圖片來源：全景網(wǎng)

我們要探索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教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如何在實際接觸的過程中，學會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從容開展交流，合理地處理各類交往問題。

■本報見習記者 許悅

又是一年畢業(yè)季，走進高校校園，三五成群的畢業(yè)生們在拍照留念，其中不乏一些留學生，他們身穿學士服，與自己的同學親友慶祝順利畢業(yè)。

如今，隨著中外高等教育人員交流的日益緊密，在國內(nèi)大學的校園內(nèi)，國外留學生數(shù)量不斷增加，他們的身影已不能再引起過路中國學生們的興奮與好奇，似乎已經(jīng)習以為常地將其看作了普通學生一員。

然而，與中國學生看待留學生眼光的日益平淡相比，目前國內(nèi)高校在留學生管理方面，卻似乎并不能做到同樣的“淡然”。

近日，有網(wǎng)友爆料，濟南大學在組織中外留學生交流的活動中，強制要求該校女學生參加與黑人留學生的交流活動。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fā)了網(wǎng)友針對高校學生管理中，中外學生“雙標”對待的大討論。

近些年來，在國內(nèi)高校，留學生與本土生在管理上的一些爭議不時就會冒出，就像一根看不見的刺，不時觸動一下學生們“敏感”的神經(jīng)。

小波瀾背后問題重重

生活在高校中的普通國內(nèi)學生，多多少少都見到過一些學校對于留學生的“優(yōu)待”，只不過，這些“優(yōu)待”大都體現(xiàn)在一些生活細節(jié)中。

艾萌萌（化名）是廈門某高校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的研一學生。采訪中，她說她所在的學校會給每一名留學生配備一床厚床墊，而這個待遇，國內(nèi)學生是享受不到的。“這看起來是件小事兒，但對于學習生活在同樣環(huán)境中的中國學生來說，沒有得到同樣的‘關懷’，心里多少還是會有些介意的。”艾萌萌說。

來自北京某高校的研一學生王丹妮（化名）也表示，學校對于留學生的管理與中國學生確有不同，“比如對于留學生是沒有門禁限制的，這就使一部分留學生晚歸成了常態(tài)，從而影響臨街宿舍學生的休息”。

北京交通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劉彥青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單從住宿條件講，目前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確實存在不同。中國學生是由國家補貼，統(tǒng)一安排住宿，4~6人一間宿舍，根據(jù)住宿條件不同，每人每年繳納900元~1500元的住宿費。而留學生的住宿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以北京某大學為例，留學生一般2人一間，學生要支付每月1200元~2000元住宿費。

通常情況下，這些中外學生管理中的細節(jié)問題雖會被大家談論，但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大的激憤。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問題就不重要呢？

“很多類似事件是會積累和升級的，在這種情緒的積累中，總有一件會刺痛學生的神經(jīng)，激起某個同學的‘一聲吼’，接踵而來的便會是大規(guī)模的爆發(fā)，將累積起的不滿發(fā)泄出來，隨后便是各方剖析事件始末，各執(zhí)一詞，最終又再次恢復平靜，不了了之。在看似平靜的背后，實際上問題重重。”采訪中，有高校人士如此說道。

“過去，留學生的數(shù)量較少，很多問題沒有充分暴露出來。隨著近年來留學生數(shù)量的增長，許多管理問題更加清晰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特別是如何平衡、統(tǒng)籌留學生與本土學生的管理，是高校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終身教育研究院研究員侯定凱分析道，同處一個校園，中外學生對各自在日常生活、教學方面是否享有平等權益的問題，會更加敏感。

管理滯后下平衡難達成

想要達成留學生群體與本土學生群體需求之間的平衡，就需要高校在學生管理上發(fā)力。然而，學生管理一直以來就是我國高校發(fā)展的一塊短板，隨著留學生群體的壯大，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

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17年，共有來自204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935所高等院校學習。外國留學生在中國高等院校學習的總數(shù)達到了48.92萬名，其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計約7.58萬人，比2016年增加18.62%。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高校現(xiàn)行的針對留學生的管理政策已經(jīng)難以適應留學生數(shù)量如此快速增長的步伐。

“我們現(xiàn)在對留學生的管理基本上采取單獨管理的方式，將其當成一個相對比較特殊的群體來對待。這一做法放在以前開放力度不大、國際化程度不高的情境下，是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然而，在如今留學生數(shù)量增加、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此種管理方式已經(jīng)不適用于現(xiàn)在的新形勢了，也就是說，如今高校留學生管理是滯后的。”熊丙奇說。

對此，侯定凱進一步解釋道，隨著中國融入全球事務的深入和人員國際流動的加快，來華學生的比例會更高，很多留學生的問題將不再是小眾問題，“過去我們采取‘政策特區(qū)’的辦法，畫一個圈將留學生圈起來管理，但隨著留學生群體的擴大，‘政策特區(qū)’的理念將難以為繼”。

他還指出，高校在留學生和本土生管理問題沖突的案例，很多在性質(zhì)上是類似的。“這些事件爆發(fā)后被緊急處理，待事態(tài)平息后就沒了對制度的反思，未能將這些經(jīng)驗教訓上升到管理制度的層面，深入思考和完善，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fā)生”。

那么，面對留學生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滯后，我們該如何填補、加速呢？

部分到整體的融合式管理

王丹妮所在的大學校園面積不大，但是留學生的比例卻不小，一度追平甚至超過了中國生源數(shù)，換言之，即使是單純從數(shù)字層面計算，留學生群體在這所學校也已經(jīng)不再是“少數(shù)群體”了。而具有類似情況的學校在國內(nèi)正變得越來越多。

“這就意味著，學校如何制定好的政策，促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更好融合，已經(jīng)不只是留學生管理單方面的問題了，而是整個學校整體對于學生管理的問題，要從學生整體管理的‘大盤子’來考慮。”侯定凱說。

在他看來，在如今的留學生管理中，過去“政策特區(qū)”“特殊照顧”等策略應該向著整體融合轉(zhuǎn)變，“我們應該持有一種融合的態(tài)度，把留學生放到整個學生群體中去，將其作為普通學生群體的一部分來對待，就像我們對待不同省份的學生，或者是對待少數(shù)民族學生群體的情況一樣，不將其作為一種特別的存在”。

在國外的高校中，留學生如果選擇與本土生住在同樣的校區(qū)宿舍中，那么就需要遵守相同的規(guī)則，并不會有太多特殊的“照顧”。

“我們應該把中國學生和留學生都當成學校的成員對待，沒有什么特殊或特權。比如住宿方面，可能由于收費問題，留學生住宿的條件更好，但是這也引發(fā)了很多比較和問題，那么我們不如一視同仁，制定一個相同的標準，這對雙方都有好處。”熊丙奇說。

除此之外，侯定凱還指出，要想達到管理的平衡狀態(tài)，還需要有“共享”的管理思維，考慮如何讓更多的學生群體享受學校國際化帶來的教育改革“紅利”。

正如采訪中有高校相關人士指出，我國留學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應該停留在留學生規(guī)模的擴張，或者為留學生提供多么好的服務上，而應該以對全體學生發(fā)展帶來的有益影響作為衡量留學生政策好壞的標準。

“如果本土學生在學校國際化政策中沒有太多獲得感，就會產(chǎn)生不平衡、不公平感，遇到矛盾、沖突事件時，這樣的感受就會被激化。所以，國際化戰(zhàn)略對于本土學生的影響問題，應該成為留學生管理決策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侯定凱說。

建立機制減少負能量

要想讓學生群體有獲得感，群體間良好的溝通交流是不可缺少的。

對于王丹妮和艾萌萌這樣生活在國際化校園中的學生來講，留學生離她們很近又似乎很遠；有些讓她們喜愛，而有些留學生的行為讓她們實在喜愛不起來。

“留學生群體很復雜，就我個人接觸過的來講，大多數(shù)留學生是真的來學習的，各方面都很認真。但是也有少數(shù)留學生，平時連小組作業(yè)也不參與，總會以自己是留學生為借口，讓老師降低對他們的要求。”艾萌萌說，有時會在圖書館遇到大聲接打電話的留學生，卻沒有相關學校教師或部門管束，看到這些負面的行為，有時會讓她很無奈。

在侯定凱看來，隨著留學生群體的擴大，不可避免地會產(chǎn)生一些負面影響，而這正是高校學生融合式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要探索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好地教育本土學生和留學生，如何在實際接觸的過程中，學會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從容地開展交流，合理地處理各類交往問題。”侯定凱建議，同時應該加強從事留學生教學和事務管理的教師的專業(yè)發(fā)展，提升他們對發(fā)生在課堂內(nèi)外的各類矛盾沖突的預期和處置能力。

劉彥青表示，我國對留學生管理的公共支持薄弱，高校的甄別、選拔和管理大多依靠自身力量，難免有疏漏。而值得高興的是，2017年，國家出臺的《學校招收和培養(yǎng)國際學生管理辦法》讓高校做到對留學生的管理有法可依，可見，我國在留學生的管理上正在不斷探索與完善。

對此，王丹妮表示贊同，學校應該嚴格懲戒機制，畢竟學校的本質(zhì)是教書育人，立德也是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這也是對留學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管中國學生還是留學生，都有平等享受學校教育資源的權利。在學校，管理者、教師和學生，都應該用國際化的視野來看待問題。不能因為留學生出現(xiàn)個別不文明行為，就對這個群體另眼相看。良好的溝通交流會讓學生群體間更好地相互理解，學校應多組織各類跨文化活動，搭建起互通互融的橋梁。”劉彥青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