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認為工作就怕不去做，只要用心去做，就沒有不成功的。覺得自己通過辛勤勞動和艱苦努力，用科學服務于祖國、人民和人類是很有意義的。對新一代的科技人員總希望他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為國家多作貢獻，是我的愿望。”

   這是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戴傳曾一生的態(tài)度和晚年的希冀。

   戴傳曾終身奮斗在實驗核物理、反應堆物理、反應堆工程和核電安全方面的科學研究一線，并作出了重要貢獻。

   12月21日，是戴傳曾的百年誕辰。

   科學救國

1921年12月21日，戴傳曾出生在浙江寧波的書香世家，是家里八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寧波月湖邊紫薇街的戴氏家族祖輩都是教育工作者，家庭學習氛圍濃厚。

戴傳曾從小喜歡獨立學習，每逢周六下午的“兒童集會”上，家族所有孩童都會參加集體學習，他卻經(jīng)常在書房中自己鉆研課本。

上初中時,戴傳曾對物理很感興趣,學到收音機原理后,就和同學一起制作礦石收音機、真空管收音機。

那時的中國正遭受日本侵略，戴傳曾積極參加“五卅”“九一八”等紀念活動，也在這個過程中立下了“救國不忘讀書，讀書為了救國”的志向。

1938年，戴傳曾考上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成為學校首屆學生。昆明校舍條件十分艱苦，學生們40多人住在一間茅草房里，飯廳、圖書館都在大草棚中。面對日機頻繁轟炸,他們白天往山里跑、晚上上課。

盡管環(huán)境差，但他享受了最好的教育，他的老師有吳有訓、趙忠堯、霍秉權、饒毓泰、葉企孫等老一輩物理學家。楊振寧是他的同班同學，“由于班上有天資突出的同學帶動，整個學習水平提高了。”戴傳曾在回憶中提到。

1942年，在物理學家吳大猷先生的指導下，他完成了關于用分析力學解決天體中行星運動問題的畢業(yè)論文。但戴傳曾認為更重要的是，“我更覺得‘知識就是力量’是千真萬確的，更進一步認識了‘科學救國’的道理。”

1946年，戴傳曾參加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考試，在400人參加的物理專業(yè)考試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英國去留學。從1947年至1951年的近5年里，戴傳曾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師從諾貝爾獎得主查德威克(J.Chadwick) 教授(中子的發(fā)現(xiàn)者)，從事核物理科學研究,在國際上開啟了（d,n）削裂反應的研究。

挑起核物理“大梁”

1951年，戴傳曾博士畢業(yè)。那幾年，他做出了諸多重要成果，是國際上閃耀的科學“新星”，許多科研機構(gòu)向他拋來橄欖枝。

“但我決心盡快回國報效祖國，遂于當年年底就啟程回國。”戴傳曾從未忘記留學的初心。得知祖國開始抗美援朝，并在廣州親眼看到工業(yè)博覽會，戴傳曾更是深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祖國進步非常大。

在寒冷的冬季，戴傳曾懷著激動地心情到達北京，時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前身）所長錢三強親自到火車站來迎接他，從此揭開了他在國內(nèi)原子能科研工作的第一頁。

科研環(huán)境一窮二白，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戴傳曾主持氣體探測器組工作，他和同事們從吹玻璃、設計電路開始，幾天功夫就從協(xié)和醫(yī)院廢棄的鐳源提取氡氣，做成了強度很強、但衰減很快的氡鈹中子源，中子物理實驗“開張了”。

之后，他們建立了我國首次研制鹵素蓋格計數(shù)管生產(chǎn)工藝，填補了空白。研制出性能良好的三氟化硼中子計數(shù)管，其工藝技術一直沿用至今，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試驗提供了測試設備。改舊利廢，研制出我國第一臺“躍進一號”中子晶體譜儀，在上面很好開展了核數(shù)據(jù)的測量，提供了高質(zhì)量的數(shù)據(jù)結(jié)果。

戴傳曾在回憶中總結(jié)道，“這些都是我們不怕艱苦和困難開創(chuàng)的，當時條件雖然艱苦,但目標明確,大家齊心協(xié)力，克服困難,為祖國的原子能事業(yè)做出了一定的工作成績。”

上世紀60年代，因國家原子能科學技術發(fā)展的需要，戴傳曾轉(zhuǎn)而主要從事反應堆工程和核技術應用的實驗研究。

那時，中蘇關系惡化，蘇聯(lián)專家全部撤走，留下了許多“半截子”工作。戴傳曾臨危受命，擔任生產(chǎn)堆的科學顧問。他和同事們先是“吃透”蘇聯(lián)的初步設計資料，驗證其中的數(shù)據(jù)對不對，接著看成為工程設計時，公差該多少，材料機械性能、力學性能要求怎么樣，成分該如何等。

他們克服重重困難，自力更生，確定了“49-3”高通量堆的用途、規(guī)模、堆型以及堆物理方案；與科技人員一起完成了核潛艇元件的輻照檢驗任務；參加了我國第一個大型材料熱室的工藝、施工設計，使項目內(nèi)容和規(guī)模接近70年代初的國際水平，為我國材料輻照實驗研究開創(chuàng)了條件。

“戴先生有著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在‘特殊時期’，他盡管受到錯誤批判，但只要國家有需要，他就會立即接受任務，而且還很積極主動的去做好工作。”他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煥喬說。

科學的春天到來，國家經(jīng)濟也進入迅猛發(fā)展期。戴傳曾認為，核科學技術，尤其是核能、核技術應該到國民經(jīng)濟建設主戰(zhàn)場去，為發(fā)展經(jīng)濟做出貢獻，為和平利用原子能作貢獻。

1978年后，回到在中國原子能研究院的戴傳曾培養(yǎng)人才、出國訪問學習、核能安全研究等，致力于推動核能的民用工作，諸如中國自己的第一批利用中子嬗變摻磷的單晶硅、微型中子源反應堆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經(jīng)濟效益。

1985年，戴傳曾還被邀請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gòu)、國際核安全咨詢顧問組首任成員，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

嚴肅又和藹的“戴公”

在張煥喬心中，戴傳曾是領他進入科研圣殿之“門”的師父。

1956年9月，從北大畢業(yè)的張煥喬被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中科院原子能所前身）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在迎新會上，他恰好與一位“老同志”鄰座。那時22歲的張煥喬滿腔熱血、對未來充滿熱情，與這位“老同志”相談甚歡，把自己的“豪邁壯志”一股腦說給了他。

“我那個晚上非常開心，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是我人生中最高興的事之一。”張煥喬激動地告訴《中國科學報》，“第二天報道時，干部處領我去見組長，開門一看正是昨晚談心的人，才知道他是我的老師戴傳曾，想起前晚說的一些‘夸張之語’，還有點后悔了。但戴老師對我毫無偏見，帶著我作了很多的工作，對我的培養(yǎng)也讓我受益終身。”

在張煥喬看來，戴傳曾知識淵博、學術能力強。從北大分去的6名學生，戴傳曾帶著他們分別開展5個方向的研究。“那時我國的核物理事業(yè)正處于起步階段，他身上的擔子很重。每周都要求我們匯報，堅持討論工作，是非常務實的一個人。”

戴傳曾培養(yǎng)學生非常注重學生的“基本功”。張煥喬回憶，戴先生要求他第一個月讀完7篇英文文獻，做讀書筆記，最后做讀書報告。第二個月，則要求焊制一臺高精度計數(shù)率儀。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戴公一開始就讓我明白從學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轉(zhuǎn)變，學會調(diào)研文獻，作為實驗工作者要懂得重視掌握實驗技術的道理。后來在他指導下工作，他讓我知道學習知識要螺旋前進和工作一段時間要回頭讀點基礎知識的教導，從而有效扎實的提高自己的學術功底。”張煥喬說。

當時，張煥喬和同事們稱戴傳曾為“戴公”。在他們眼中，戴傳曾表面嚴肅，實則非常平易近人，晚上同事們打乒乓球有時他也會來參與，節(jié)假日學生們到戴傳曾家去看望老師和師母，有時師母還拉小提琴給我們聽。

“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曾這樣評價戴傳曾，“為我國核事業(yè)發(fā)展無私奉獻精神和嚴謹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永遠銘記在核科技戰(zhàn)線的廣大工作人員之中”。在王淦昌和張煥喬心中，這也是值得后人傳承和學習的精神風骨。

戴傳曾

戴傳曾正在與同事們討論（右一）

以上圖片為中科院學部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