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近60億人口 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是一個從單純利益一體化遞進到安全、利益和文化等全面一體化的交流與合作戰(zhàn)略。從中國的利益出發(fā)，首先是確保能源、糧食、水資源和陸上通道的安全，剛才各位老師談到一些不確定因素，主要是文化宗教、大國干預等方面的沖突。我在中東地區(qū)工作過，一個直觀的感受是大部分伊斯蘭信徒是很平和的。但是在一些相對封閉的伊斯蘭教國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動怒——-封閉帶來壓抑，壓抑久了就容易爆發(fā)，造成一些不確定因素。但從封閉走向開放，并非不可能，從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溫和穆斯林就能夠看到伊斯蘭與現代化并舉的希望。
難題一：如何與具有大國意識的鄰國修睦？
從陸地上看，我們與中亞伊斯蘭教國家的交流宜從經貿合作開始，到利益交融，再到文化的融通，其間的要素是共同攜手，和平發(fā)展，謀求除“政治一體化”之外的其他全面一體化進程。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全球“一超”政治秩序中犯下的一個重要錯誤就是試圖搞政治一體化，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反彈，導致美國的全球化戰(zhàn)略在很多地區(qū)受挫，我們的戰(zhàn)略一定要避免犯美國的錯誤。
從海上方面看，我國東南部有兩條非常重要的通道，一是從緬甸出入太平洋，二是從巴基斯坦出入印度洋，對中國的戰(zhàn)略意義重大。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的國力的強盛，加上美國因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摩擦也日益增多。這其中，如何與那些具有大國意識的國家修睦，如日本、印度，越南、韓國包括朝鮮等，考驗較大。
難題二：人才匱乏
對于中國，“一帶一路”在具體實施上包括“請進來”和“走出去”兩部分。前者是主要在能源、資源方面，要引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資源和原材料；后者則是我們的工業(yè)制成品輸出到世界各地。這也是我國從原材料市場向工業(yè)化國家最后再向高科技國家過渡的必經之路。如何實施上，最終落腳點還是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前者除了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外，如今我們亟待加強的還有外交實力與軍事實力。后者最重要的，一是文化，二是人才。
結合我親身工作經歷感受，中國在“走出去”中，最缺的就是人才。就拿身邊舉例，像我們在南美的團隊，現在一共十來個人，領導大手一劃，好，你們每人負責一個乃至幾個國家——在實質實施階段，任何一個國別市場乃至項目上，單槍匹馬是很難滿足人才要求的，但是短期內很難招募到合適的人才，其他中資公司也存在這個問題。
近些年來，中國在“走出去”上取得很多成果，也屢屢受挫，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的匱乏。沒有人才，就拿不出能夠達成雙方合作的優(yōu)秀技術、商務方案，沒有好的方案，別人憑什么歡迎你來呢？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阿根廷子行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收購案例。其時阿根廷標準銀行全員3000多人，凈資產超4億美元，工行溢價收購約6億美元。據了解，2012年交割之后，工商銀行阿根廷子行每年利潤超過1億美元。美國財長杰克·盧訪華的時候，盛贊我們的工商銀行厲害，在美國人折戟沉沙的地方把業(yè)務做得風生水起。中國企業(yè)出去談合作，首先要找到雙方共同的興奮點，謀求共識；第二是要用正確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正確的人。如果我們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qū)，能夠提出契合雙方利益共同點的合作方案，并有合適的人以恰當的方式去執(zhí)行和落實每個方案，那么戰(zhàn)略的成功就是必然，不會因為個別國家、個別領導人的反對而導致局勢逆轉。
思考一：國資委對央企的考核標準
由于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中國“走出去”的先頭部隊和主力軍是國有企業(yè)尤其是央企。我個人觀察，國資委對央企的考核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是對投資問責導致的投資制約。央企領導人基本是最多連任兩屆，任期不超過十年，而對外投資不同于短平快的工程承包和貿易，不僅數額巨大，而且實現投資收益很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長時間，這也意味著決策者基本上不能在任上享受投資收益，而且即便是任期內的投資成功，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獎勵機制缺失；但是，如果某個決策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損失，就屬于投資失敗，是要被問責的，可能連烏紗帽都要丟掉。
失敗往往來得比成功快得多，這就造成了央企負責人在“走出去”決策中瞻前顧后，畏手畏腳——–很顯然，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會選擇這么干，更何況熬了大半輩子到達那個位置的央企高層呢？最后的結果通常就只有是“風聲大雨點小”，大家都知道投資是必由之路但很難有所作為。
作為一名一線工作人員，我衷心希望國資委在對央企的考核中，能夠增加一些更長遠、更有效的考慮機制，促進央企在“走出去”中謀全局布長線，而不是為了國資委的考核把資源和力量都投在一錘子買賣的貿易和工程上，忽視了企業(y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
思考二：教育機制
人才方面的匱乏風險，我覺得根源還在我們的教育上。僵化的教育機制，是產生不出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有一次國內一個代表團到南美洽談業(yè)務，會后對方說，下次你不要帶這么多人來了，一大群人講話，大部分不在點子上，誰負責這個事，自己來就行———-哪怕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戰(zhàn)略，完美的方案，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去實施戰(zhàn)略、執(zhí)行方案，結果依然很可能是事與愿違。
思考三：學會合作
對外合作， “學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合作過程中，要不卑不亢，既要以我為主，實現我們的訴求和戰(zhàn)略目標，又不能過分強調以我為主，一定要在普遍性的基礎上考慮對方國家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對發(fā)展中國家中，不能趾高氣揚地認為我們更先進，俯瞰式地讓別人接受我們的方案。我們在實際過程中遇到用我們的資金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而當地人覺得我們做得不好的情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事先了解對方的訴求，溝通上也存在一些障礙，這都可能導致合作的失敗。
小平同志當年提出24字箴言：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我覺得這24個字在當前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方尚不足以建立新秩序的國際形勢下仍然不失綱領性指導意義，也給我這樣實踐“走出去”戰(zhàn)略的一線人員以莫大的啟發(fā)。
難題一：如何與具有大國意識的鄰國修睦？
從陸地上看，我們與中亞伊斯蘭教國家的交流宜從經貿合作開始，到利益交融，再到文化的融通，其間的要素是共同攜手，和平發(fā)展，謀求除“政治一體化”之外的其他全面一體化進程。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全球“一超”政治秩序中犯下的一個重要錯誤就是試圖搞政治一體化，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反彈，導致美國的全球化戰(zhàn)略在很多地區(qū)受挫，我們的戰(zhàn)略一定要避免犯美國的錯誤。
從海上方面看，我國東南部有兩條非常重要的通道，一是從緬甸出入太平洋，二是從巴基斯坦出入印度洋，對中國的戰(zhàn)略意義重大。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的國力的強盛，加上美國因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摩擦也日益增多。這其中，如何與那些具有大國意識的國家修睦，如日本、印度，越南、韓國包括朝鮮等，考驗較大。
難題二：人才匱乏
對于中國，“一帶一路”在具體實施上包括“請進來”和“走出去”兩部分。前者是主要在能源、資源方面，要引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資源和原材料；后者則是我們的工業(yè)制成品輸出到世界各地。這也是我國從原材料市場向工業(yè)化國家最后再向高科技國家過渡的必經之路。如何實施上，最終落腳點還是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前者除了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外，如今我們亟待加強的還有外交實力與軍事實力。后者最重要的，一是文化，二是人才。
結合我親身工作經歷感受，中國在“走出去”中，最缺的就是人才。就拿身邊舉例，像我們在南美的團隊，現在一共十來個人，領導大手一劃，好，你們每人負責一個乃至幾個國家——在實質實施階段，任何一個國別市場乃至項目上，單槍匹馬是很難滿足人才要求的，但是短期內很難招募到合適的人才，其他中資公司也存在這個問題。
近些年來，中國在“走出去”上取得很多成果，也屢屢受挫，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的匱乏。沒有人才，就拿不出能夠達成雙方合作的優(yōu)秀技術、商務方案，沒有好的方案，別人憑什么歡迎你來呢？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阿根廷子行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收購案例。其時阿根廷標準銀行全員3000多人，凈資產超4億美元，工行溢價收購約6億美元。據了解，2012年交割之后，工商銀行阿根廷子行每年利潤超過1億美元。美國財長杰克·盧訪華的時候，盛贊我們的工商銀行厲害，在美國人折戟沉沙的地方把業(yè)務做得風生水起。中國企業(yè)出去談合作，首先要找到雙方共同的興奮點，謀求共識；第二是要用正確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正確的人。如果我們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qū)，能夠提出契合雙方利益共同點的合作方案，并有合適的人以恰當的方式去執(zhí)行和落實每個方案，那么戰(zhàn)略的成功就是必然，不會因為個別國家、個別領導人的反對而導致局勢逆轉。
思考一：國資委對央企的考核標準
由于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中國“走出去”的先頭部隊和主力軍是國有企業(yè)尤其是央企。我個人觀察，國資委對央企的考核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是對投資問責導致的投資制約。央企領導人基本是最多連任兩屆，任期不超過十年，而對外投資不同于短平快的工程承包和貿易，不僅數額巨大，而且實現投資收益很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長時間，這也意味著決策者基本上不能在任上享受投資收益，而且即便是任期內的投資成功，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獎勵機制缺失；但是，如果某個決策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損失，就屬于投資失敗，是要被問責的，可能連烏紗帽都要丟掉。
失敗往往來得比成功快得多，這就造成了央企負責人在“走出去”決策中瞻前顧后，畏手畏腳——–很顯然，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會選擇這么干，更何況熬了大半輩子到達那個位置的央企高層呢？最后的結果通常就只有是“風聲大雨點小”，大家都知道投資是必由之路但很難有所作為。
作為一名一線工作人員，我衷心希望國資委在對央企的考核中，能夠增加一些更長遠、更有效的考慮機制，促進央企在“走出去”中謀全局布長線，而不是為了國資委的考核把資源和力量都投在一錘子買賣的貿易和工程上，忽視了企業(y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
思考二：教育機制
人才方面的匱乏風險，我覺得根源還在我們的教育上。僵化的教育機制，是產生不出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有一次國內一個代表團到南美洽談業(yè)務，會后對方說，下次你不要帶這么多人來了，一大群人講話，大部分不在點子上，誰負責這個事，自己來就行———-哪怕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戰(zhàn)略，完美的方案，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去實施戰(zhàn)略、執(zhí)行方案，結果依然很可能是事與愿違。
思考三：學會合作
對外合作， “學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合作過程中，要不卑不亢，既要以我為主，實現我們的訴求和戰(zhàn)略目標，又不能過分強調以我為主，一定要在普遍性的基礎上考慮對方國家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對發(fā)展中國家中，不能趾高氣揚地認為我們更先進，俯瞰式地讓別人接受我們的方案。我們在實際過程中遇到用我們的資金無償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而當地人覺得我們做得不好的情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事先了解對方的訴求，溝通上也存在一些障礙，這都可能導致合作的失敗。
小平同志當年提出24字箴言：冷靜觀察、穩(wěn)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我覺得這24個字在當前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方尚不足以建立新秩序的國際形勢下仍然不失綱領性指導意義，也給我這樣實踐“走出去”戰(zhàn)略的一線人員以莫大的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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