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甘曉

“一個東方大國，竟連一個科學院院士都選不出來！”這是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吳有訓在1960年遇到的尷尬。

當時，院士制尚未在新中國實行，承擔院士職責的科學家還被稱作“學部委員”。直到1993年10月，國務院第十一次常務會議才決定，將中科院學部委員改稱中科院院士。院士制度的建立，走過了幾十年的風雨。

從中科院學部委員到院士，稱謂的轉變，是院士制度逐漸走向榮譽的見證。

訪蘇后的收獲

在1960年訪英時，遇到那樣的尷尬事，的確出乎吳有訓的意料。就在英國皇家學會紀念會前一天，會務主持突然通知中國代表團：“明天的大會，只有各國科學院正式院士才有資格參加，請各國與會院士明日穿戴好本國科學院的院士禮服和冠冕，以便識別，否則，會場警衛(wèi)將拒絕其入場。”

聽完通知，幾名中國代表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中國科學院沒有實行院士制，更沒有院士禮服，要是按照英國人的規(guī)矩，中國代表團全都不能入場！

“一個東方大國，建國十多年了，竟連一個科學院院士都選不出來，這確實是一個無法向世界說明的問題。”吳有訓心里想。

略一沉思，吳有訓對英國人說：“被你們稱為院士的那個名詞，在我們中國叫‘學部委員’，我們將身著通用禮服入場。”第二天，中國“院士”們身著中山裝昂首挺胸地走進了會場。

吳有訓的這次經(jīng)歷讓科技界人士再次陷入是用院士制還是用學部委員制的思考中。實際上，這個問題從中科院建院之初就在爭論。

1953年2月，錢三強和另外25名中科院科學家乘火車赴西伯利亞，實地學習蘇聯(lián)如何組織和領導科研工作。

“蘇聯(lián)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和很多年老的、白發(fā)蒼蒼的在科學上有著卓越成就的院士們，冒著嚴寒到車站接我們。”錢三強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樣的場景，讓錢三強對“院士”這個稱號有了格外的尊敬。

蘇聯(lián)科學院是訪蘇代表團拜訪的主要機構之一。錢三強看到，院士制度對蘇聯(lián)科學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幾個月的訪問里，代表團成員都切身感受到，在蘇聯(lián)，政府和人民都對“院士”這享有最高學術稱號的科學家極為尊重。

回國后，錢三強便在中科院院務常務會議上總結道，蘇聯(lián)科學院在短短30年間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經(jīng)驗，就在于院士制度“培養(yǎng)起健康的學術風氣”。

此次訪蘇也讓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稼夫覺得，在科學組織機構上，向蘇聯(lián)學習，或能盡快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

不過，張稼夫和許多科學界人士也在擔心，國際上通行的“院士”必須具有極高的學術造詣，而在當時中國的科技發(fā)展水平下選聘“院士”，顯得不夠嚴肅。

于是，張稼夫在向中央的工作報告中提出，在目前情況下，成立院士制度或全院性的學術委員會“尚有困難”。由此，中科院在學習蘇聯(lián)的基礎上，決定以學部委員制度代替院士制度，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學部委員主要是一種工作稱號，雖然有一定的榮譽性，但更需要他們承擔中科院乃至全國科學技術的學術領導工作。

1954年，學部開始籌備學部委員人選。當時，中科院決定，由專家推舉產生首屆學部委員。當時的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向全國各部門科技專家發(fā)出645封信函。信中這樣描述學部委員的主要標準：“首先應該把學術上的成就作為主要依據(jù)，其次也要考慮在推動我國科學事業(yè)方面的作用。”另外，“忠于人民事業(yè)”也曾是首屆學部委員人選的標準。

參照上述標準，通過與有關省市黨委和產業(yè)部門的領導不斷協(xié)商，再經(jīng)國務院審批，中科院于1955年5月底確定了233位學部委員的名單，最后在首屆學部大會上正式公布。毋庸置疑，首屆學部委員標準的制定和執(zhí)行，為樹立院士榮譽性稱號奠定了基礎。

沒有“院士”不成科學院

1954年10月13日，郭沫若設宴歡迎了一名特殊的外國客人。蘇聯(lián)土壤學家柯夫達被聘請為中科院的蘇聯(lián)總顧問。

柯夫達直言不諱地告訴郭沫若：“沒有院士，是不能稱其為科學院的，只是各個研究所的聯(lián)合行政組織。”

話雖刺耳，卻引發(fā)了郭沫若的深思。郭沫若很快被柯夫達說服，當這個觀點傳到分管中科院工作的副總理陳毅那里時，陳毅也被說服了。

郭沫若成了盡快建立院士制度的堅決呼吁者。1955年6月1日，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曾說：“學部的成立為中國科學院進一步建立院士制度準備了條件。”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又再次強調：“發(fā)揚科學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院士制度。”

在首屆學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中科院召開學部聯(lián)席會議。陳毅也與郭沫若一樣，“默契”地提到了“要搞院士制度”。

對院士制度的支持，讓中科院越來越看重院士稱號的榮譽性質。學部委員人選的學術標準也越來越高。1956年5月，學部委員進行了一次增聘，歷時約1年。史料顯示，這次增聘主要考慮人選的學術水平，淡化了政治標準。

1957年5月，中科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預備會召開后當晚，在各學部的會議上，吳有訓說：“這次政府把權交下來，讓科學家自己決定，發(fā)揚民主。”物理學家馬大猷也提出：“人選應完全從學術成就考慮，不必講人選做官的歷史。”

同時，此次選聘還貫徹了“寧缺毋濫”原則，最終從120多人中選出21人。

這樣的改進反映了中科院乃至中國學術界的新氣象。在科技史專家看來，經(jīng)過1957年的這次增聘，學部委員雖然名義上還是工作職稱，但在性質上已經(jīng)開始向具有學術榮譽性的院士稱號演變。

“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

經(jīng)過了長達20多年的政治運動風浪，學部委員增聘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才喘過氣來。就在一系列嚴格的規(guī)定和調整下，1981年3月，中科院歷史上第一次通過較為嚴密的制度化民主遴選程序，自主選舉學部委員283名。

與前兩次增聘相比，這次增補在強調成就、貢獻和學術水平的同時，更淡化了人選的政治標準，提高了人選產生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程度，使學部委員的性質向院士稱號更近了一步。

1979年，出任社科院首任院長的胡喬木也主張建立院士制度。1年后，在胡喬木和時任中科院院長、國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推動下，中科院、社科院和國家科委聯(lián)合進行了院士制度籌備工作。錢三強負責草擬的《關于設置科學院院士制度的建議》提出，院士制度與學部委員制度并行，院士沒有任期限制，而學部委員有任期。

1981年5月11日，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又一次對“院士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上，蘇步青提出：“我國應該有院士制，院士應有點權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學部委員，與學部的工作結合起來。”陳宗基也說：“應當搞院士制，這是國家的榮譽問題。”

而劉恢先則反對他們的意見，提出：“在實行學部委員制度的同時，又實行院士制度，在國際上是沒有先例的，這么做等于把現(xiàn)在學部委員的身份降低了。”李國平也批評：“院士制度是在降低學部委員學術水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對學部委員不禮貌的表現(xiàn)。”

會議閉幕前一天，方毅、副院長李昌突然收到了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的親筆信。這封信提出：“希望學部會議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無論如何不能由學部委員代替。”

然而，這封信還是沒有促使中科院加快決斷“院士問題”。由于學部委員之間對“院士問題”爭論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擱淺，學部委員稱謂仍繼續(xù)沿用。

1988年3月，胡克實等41名人大代表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建議建立院士制度。11月8日，這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該提案，認為“目前世界上蘇、英、美、法、日、印度等國家都實行院士制度，大多已有百余年歷史”“在我國實行院士制度，對于推動全民族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義”。這才終于促使中科院把建立院士制度提上議程。

與此同時，增選工作也在繼續(xù)。1990年，已從中科院副院長職位退下來的錢三強以“科技界一個老兵的名義”，建議恢復增選學部委員，使學部委員年輕化。在更嚴格的“差額選舉”下，新一批學部委員在“得票數(shù)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規(guī)定中產生，共59名，為學部委員最后過渡到院士進一步增加了籌碼。

最終，1993年，在籌備中國工程院的過程中，科學家明確提出：“從目前我國科技實力和對外影響方面情況看，學部委員改稱院士，條件已經(jīng)成熟，時機是有利的，而且這也是長期以來全國科技界的普遍呼聲。”

1993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中科院學部委員改稱中科院院士。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批準了這一決定。同月，中科院也隨即向全體學部委員發(fā)出通知，學部委員到院士的過渡終于完成。

1994年6月3日至8日，由學部委員會大會改稱的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會舉行，標志著中科院院士制度的建立。此后，學部作為國家最高咨詢機構的定位、每兩年召開一次的院士大會是中科院學部的最高組織形式等制度一直延續(xù)至今。

從學部委員到院士，一個稱謂的變化不僅意味著榮譽的最終回歸，也標志著科學家與國家科技發(fā)展同呼吸共命運的不可分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