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贊勛

■鄭金武

人物簡介

尹贊勛（1902-1984）

河北平鄉(xiāng)人，著名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我國杰出的教育家和地球科學的組織者、領導者，中國科學院院士。

畢生從事地球科學研究。1923年留學法國，在里昂大學地質系學習8年，獲理學博士學位�；貒�后先后任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等職。

1931年歸國后，即開展中國早期地質調查與研究，所從事的大量地層古生物工作，尤其對志留紀地層和化石的研究為我國地層學發(fā)展樹立了典范，成為我國古生物學、古生態(tài)學、地層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除了繼續(xù)致力于古生物地層研究，還率先把板塊構造學說介紹到中國地質界，沖擊了多年來傳統(tǒng)地質學“固定論”的思想，對我國地學界的科研、教學和生產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參與了新中國地質科研機構的組建工作，主持制定我國地質科學機構的布局和發(fā)展計劃，并致力于我國地質科學教育事業(yè)。

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4年1月于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02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平鄉(xiāng)縣城郊大時村。

●1912年，就讀于平鄉(xiāng)縣立高等小學，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學。

●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3年9月，去德國留學。

●1925年夏，考入里昂大學。

●1931年5月，學成回國，在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并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1940年5月，任中國地質學會第17屆理事會會長。

●1949年，發(fā)表《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等系列重要論文著作。

●1958年，在第一屆全國地層會議上報告《中國地層工作的成就和地層學的發(fā)展》。

●1960年，主持制定《中國地學發(fā)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

●1966年，發(fā)表論文《地球歷史最大階段的劃分和命名》。

●197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4年1月27日，于北京病逝。

“看看，你們的工作很不仔細，把圖的方向搞錯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細，應該向他們學習。”尹贊勛指著手中報告里的一張圖，很嚴肅地對身邊的年輕人說。

年輕人叫范嘉松。半個多世紀后，當88歲高齡的范嘉松回憶起這件事時，臉上仍不由得一陣陣發(fā)熱：“尹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shù)牡貙W家。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讓我一生受益。”

作為我國古生物學、地層學的奠基人，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發(fā)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基礎，贏得了“尹志留”的美稱。

“尹先生對筆石、三葉蟲等各個門類都深有研究。”博學多才、治學嚴謹是尹贊勛留給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發(fā)的精神魅力，影響了范嘉松，影響了女兒尹文英，也影響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學后起之秀。

拓荒地學

尹贊勛1902年2月出生于河北平鄉(xiāng)。少年時代頗為顛簸，自幼跟隨父母輾轉于河北、山西等地。1912年，尹贊勛隨母親回平鄉(xiāng)，就讀于縣立高等小學，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學。1919年，這位聰慧、好學的少年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

在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響下，有著一腔熱血的尹贊勛也萌發(fā)了“科學救國”的志向。當時，到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歐美求學，尋求“科學救國”的良方，成為那個時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選擇。

1923年9月，尹贊勛到德國學習經濟學。兩年后入讀法國里昂大學。留法期間，他充分利用假期時間，開展野外地質旅行，并攻讀地質和古生物學。1931年3月，尹贊勛在里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學成回國后，尹贊勛被聘到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同時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工作、授課之余，尹贊勛沒有放棄古生物學研究工作。在尹文英的印象中，父親經常告別家人赴外地考察。有一次，尹贊勛遠赴云南進行地質考察，歷時16個月之久。

正是大量的野外實地考察，為尹贊勛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使其在古生物和地層學方面取得了豐碩成就。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尹贊勛發(fā)表過多篇論著，其內容涉及三葉蟲、筆石、頭足類、腹足類、雙殼類、珊瑚、腕足類和錐石、古哺乳動物、古魚類和古植物等門類的化石。他出版的三部《中國古生物志·乙種》，奠定了我國古生物的研究基礎。

“知識面非常廣。”范嘉松說，“許多人只能專注于一個化石門類研究，但尹先生在古生物各個門類都做過工作，且研究都非常深入。”

尹贊勛對單筆石科的分類有獨到見解，區(qū)分出弓筆石亞科，其建立的卷筆石是我國古生物學家建立的第一個新屬；他對“二葉石”即三葉蟲爬跡、魚類化石的鑒定，是我國最早期的生物遺跡化石研究；他對化石珊瑚生長紋所反映的生物節(jié)律分析，與天文周期變化聯(lián)系起來，探索了古生物學與天文學、地質學的結合，是非常有意義的開拓性工作。

在地層學方面，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地層形成、分布等情況，發(fā)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南方的志留系地層進行系統(tǒng)的劃分和對比研究。

他還研究了奧陶系、石炭系、二疊系、三疊系和侏羅系地層。他對中國地層的研究促進了地層學的規(guī)范化，推動了地層學基礎理論的發(fā)展。

1955年，尹贊勛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春風化雨

1956年，中國科學院組建了地學部，尹贊勛調入中科院工作，任地學部主任。同年，受中科院地質研究所（以下簡稱地質所）所長侯德封之邀，他進入地質所工作，任地層研究室主任。

正是從那時起，范嘉松的工作和尹贊勛產生了交集。范嘉松1953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yè)后，進入地質部工作。因原有的地層表資料年代已久，時任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提出要重新編寫《中國區(qū)域地層表》，這項工作最終確定由中科院地質所地層研究室負責。范嘉松于是調入地質所新成立的中國區(qū)域地層表編輯委員會，參與編寫工作。

因報告里的圖片弄錯方向被尹贊勛批評，范嘉松從此在工作中兢兢業(yè)業(yè)，再不敢有絲毫馬虎。

雖然對人嚴格，但尹贊勛在學術上卻從不吝嗇對年輕人的提攜。

1958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在祁連山地區(qū)做地質調查，采集了許多三疊紀雙殼類化石。剛入古生物行業(yè)不久的范嘉松，對古生物化石的鑒定處于基礎階段。

“搞古生物研究，一定要掌握化石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尹贊勛總是很耐心地解答范嘉松的各種問題，鼓勵他解決遇到的困難。“古生物化石研究，要注意多對比。不同門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門類中不同種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你要馬上拿筆記下來。”

在尹贊勛的細心指導下，范嘉松學會了怎樣鑒定古生物化石。“尹先生教給我的學習方法、鑒定方法，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淺。”

1961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前往廣東開平、恩平等地區(qū)進行野外考察，尋找侏羅系海相地層，以查明這些地區(qū)在早侏羅紀是否發(fā)生了海侵事件。

范嘉松采集了雙殼類等許多化石。但在研究中，由于相關文獻資料非常少，范嘉松不知道侏羅系地層有哪些標志性化石，也不知侏羅系地層研究有哪些相關文獻，便向尹贊勛請教。

沒過幾天，尹贊勛就給范嘉松找來一本英國人編寫的《世界侏羅紀》，在書后所附的上百篇文獻中，親自用筆畫出了幾十篇最主要的文獻，讓范嘉松查閱這些文獻資料。

“看了文獻，有好的、重要的內容，也要隨時記下來，這樣研究工作可以省時省力。記下來的東西，要時刻進行匯總，就會成為自己的觀點。”尹贊勛說，“這是我自己多年來總結出的經驗。”

桃李天下

作為一位研究領域廣泛的地學家，尹贊勛是我國地學事業(yè)的組織領導者、設計者和管理專家之一，而其在地質教育上的貢獻，更促進了我國地學人才的培養(yǎng)。

新中國成立后，尹贊勛的才智和學術領導才能得以充分發(fā)揮，他全力以赴為新中國地學事業(yè)不懈工作。上世紀50年代，尹贊勛在地質研究領域先后擔任了多個職務，并領導大量實際工作。

他長期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的領導工作，是中國古生物學會擔任理事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科學家，對我國古生物學發(fā)展和國內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尹贊勛負責地學教育工作，對地質專業(yè)教學、地質院系調整運籌帷幄，悉心擘畫。

“他是一位熱心地質教育、重視人才培養(yǎng)的教育家。”范嘉松說。

1960年，尹贊勛主持制定了《中國地學發(fā)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這是我國地學發(fā)展的重要規(guī)劃性文件，對我國地學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贊勛還擔任新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為我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地質事業(yè)人才。“在北京地質學院任職期間，他竭盡全力推進各項教學工作，培養(yǎng)了大批學生，滿足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地質人才的需求。”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禎在世時曾在紀念文章中這樣評價。

在他的指導下，穆恩之、盛金章等一批青年人才后來成為地學研究中的翹楚，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穆恩之、盛金章后來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尹贊勛的言傳身教，對尹文英的影響也很大。她還記得上初中時，每逢星期天和休假，只要有時間，父親就帶著她到西郊一帶的山區(qū)去實地觀察，教她認識各種礦物、動物和植物。

“正因為這樣，我從小就養(yǎng)成了觀察大自然的濃厚興趣，這對日后從事生物學研究大有裨益。”尹文英說。后來，尹文英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

20世紀80年代，尹贊勛仍帶病參加各種學術活動，積極建議加強地球科學基礎研究，推動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巖石圈計劃”。在住院期間，他仍惦念著地球科學的改革，向中國科學院、中國地質大學等提出多項改進教學、加速人才培養(yǎng)的措施意見。

而今，他的愿望都已成為了現(xiàn)實。

尹贊勛在工作中。

尹贊勛（右）和章鴻釗兩位地學泰斗在討論問題。

尹贊勛手稿

尹贊勛（前排右一）與家人合影。

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為尹贊勛。

黃汲清(左)、尹贊勛(中)、李春昱合影。

記者手記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稱頌顏回治學的這番話，用在尹贊勛等老一輩科學家身上再貼切不過了。

在日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背景下，一大批地質先驅克服重重困難，依舊懷著無限的激情，根植中華大地，進行野外地質調查，開展科學研究。

上世紀30年代，甘肅、廣西、廣東等地的交通條件遠沒有如今發(fā)達，野外調查基本上靠毛驢代步或者兩條腿行走；野外工作的保障措施更是無從談起，饑餓、危險時刻威脅著地學工作者。

戰(zhàn)爭帶來沉重的苦難，迫使人們流離失所�？谷諔�(zhàn)爭開始的頭兩年，尹贊勛先后從南京到安慶、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貴陽，最后到重慶的北碚小鎮(zhèn)。

尹文英仍清楚記得，自己跟隨父母和妹妹弟弟所經歷的那段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為了補貼家用，尹文英曾在課業(yè)之余，到街上擺地攤賣衣服掙錢補貼家用。

在日軍對南京的大轟炸中，尹贊勛的文獻資料被燒成灰燼，尹文英看到父親氣得幾天不吃飯，日夜流淚。

但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huán)境中，尹贊勛仍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方面取得了許多影響后世的重要成就。

是科學救國和科技報國的理想信念，支撐大批科學先驅在苦難和艱險中堅持科學研究，上下求索，自強不息！祖國的災難深重，侵略者的鐵騎踐踏，讓這批愛國志士難抑心頭之痛，惟以投身許國，才無愧男兒之志！

“大哉我中華！東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這是由尹贊勛、楊鐘健作詞，黎錦暉譜曲的《中國地質學會會歌》的起句。今天重溫這首歌，仍可感受到老一輩科學家熾熱的愛國情懷。